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1990年以来乡土叙述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乡土叙述大量展现乡土社会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变迁及其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对这种变迁充满了焦虑、迷茫和失落。这使得文本中的人物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和价值悖论之中。究其根本，这种危机和悖论都是和乡土叙述内在的价值困境密切相关。
乡土变迁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
1990年以来的乡土叙述展示了农民逐渐萌发自我意识的状况。例如赵剑平《梯子街》中的李桂新办文化站、放录像，普及了现代知识，使得梯子街的人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而且人的精神气质也随之改变。王祥夫《玉山河》里乡村教师吴月玉鄙视乡长用公款出国，她很自豪地想“我们家用自己的钱盖楼房住楼房”。
但是这种自然萌发的主体意识并不意味着乡土社会就此认同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价值观念，究其本质而言，它更多地表现为对城市镜像的模仿。阿成的《丑女》中，丑女水仙认为感情和激情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她能掌控的就是世俗的物质生活，由此她对自己有着极其冷静而理性的定位，把事业和家庭都经营得恰到好处。虽然这种物质追求是合理的，可是当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就会陷入价值的虚无状态。
这使得整个乡土社会呈现出浓厚的物欲色彩，对知识表现出非常矛盾的态度：他们极其看重知识的实际功用，但并不尊重知识的精神价值。
这种追求实用的功利心态和乡土伦理密切相连，并不断挑战知识分子的情感认同。乡土叙述中的知识分子总是深陷于物质困境，无法怀有高远的精神追求，在随波逐流中泯灭了应有的职责意识，成为了“精神侏儒症”患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始终仅仅是一种精神标杆，无法真正进入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对乡土的情感认同也充满了虚幻性，知识分子即便在私人情感上无限地怀念乡村，但这种情感实际上是知识和空间距离所赋予的，知识者很难正视乡土社会的诉求并摆正自己的位置。
当知识分子发现真实的乡土和想象中的家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情感认同会瞬间崩溃，就此逃离乡土，成为异乡者。阿宁《道路通向麦田》中的士锋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认同的荒诞。他放弃留城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可他的选择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然而他回到城市之后又无法避免兴奋与失落的再次循环。
自然主义叙述方式与孱弱的日常经验
1990年代之后，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逐步浸入到社会的深层肌体，金钱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导，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伦理关系和道德准则，大量的作品叙述了贪欲造成的精神变异。在金钱至上的影响下，家庭伦理也混乱不堪。
然而文学却并没有因此体现出社会转型时期应有的创造力，反而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左拉的自然主义，勃兰兑斯（Brandes）曾经详细描绘这种创作方式的特征：“他们拘泥于表现他们亲眼得见的外部现实，断然拒绝从他们的观察里作出任何结论，这样便在自己身上强加了一种致命的局限性。”当下的乡土叙述正是如此，它的价值判断来源于日常生活，而不是价值理性。例如谈歌《城市传说》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表达了自己的迷茫，不断地在思考什么是商场定律，这种思考看似深沉，实则仅是最基础的感性体验，无法深入地表达时代的精神特质。
作者单纯表达的是对社会问题的感受，使得乡土叙述充满了怜悯和无奈：之所以乡土叙述对这种恶行怀有怜悯之情，是因为乡土人物的利益诉求本身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但是他们又因为厌恶这种恶行，并因为无法抵抗它的蔓延而深感无奈。而且作家们缺乏一种具体而微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原则来对失范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入思考，无法确认乡土人物在追求利益时的手段及其情感认知是否具有合法性，因此乡土叙述常常陷入混乱之中，经常因为这些异化者的内心苦痛就原谅了恶行的实施，似乎苦痛就可以补偿施害者的罪恶。例如关仁山《落魂天》写王宝顺老汉在海滩游泳场开捞人公司。为了多捞人挣钱，他曾经找负责人请求撤掉安全措施。叙述者对他的遭遇充满同情，这种了解与同情是建立于感同身受的基础上的，作者被这种感性体验所困扰，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作家们并没有意识到现代文明对于个体而言，“寻求的是培养个体的道德自治（它超越既有传统）以及对理性的批评使用”；而且，“对"理性"的敬重与必须培养普通人的尊严和怜悯之情的信念是分不开的。”因此很多作品表达了一种感性体验。
但是这种感性的叙述没有丝毫的反思性效果。对于作家们来说，他们的笔触只能是叙述“乡土中国的疼痛与隐忧”，却对此无能为力。因此乡土叙述无法超越时代普遍的日常道德；即便叙述恶也仅仅是孱弱而柔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而已。
零度叙事与审美焦虑
乡土叙述在为传统的消逝唱响哀歌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这种消逝是必不可免的历史现实。这种认知让作家们开始自我反省，认为原有的价值观念并不能真正反映乡土人物的灵魂状况。由此，乡土小说中出现了大量描写原生态乡土的作品，典型的是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和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面对乡土的变迁，无论叙述者内心是多么感伤，乡土叙述都呈现出冷漠淡然的态度，避免了情感判断，力图呈现出乡村的原生态状况，呈现出零度叙事的特征。
但是这种原生态的零度叙事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审美焦虑，即乡土叙述无法掌控乡土的现实，没有办法梳理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无法权衡这种冲突的历史走向，不得不以非常态的方式来再现乡土，所以近年来的乡土叙述中出现了相当多的傻子形象。《秦腔》中的傻子引生在整个文本中，只有他是心底纯洁、没有私欲的人。作者对乡土的现实生活充满了绝望，理智使得他无法把希望寄托在正常人身上。他在《秦腔·后记》中写道：“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可整个文本中充满了痛苦、无奈与惆怅。这不是纪念，而是遗憾和焦虑。
这种焦虑感小点说是作家自身的危机；大点说则是社会转型的危机。乡土叙述的焦虑来自于作家面对外界的无力感，而他们并没有努力去寻求缓解或者超越这种无力感的方法。原生态的零度叙事虽然表达了乡土叙述面对外界的真实感受，但实则是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放弃了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时代对乡土叙述所提出的要求其实就是以文学来探求生活的方向感，尝试着解决焦虑，而不是任凭自己沉沦于此。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王兆胜 许航摘）
原文刊于《当代文坛》2012年6期（原文约1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