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史很长，人类文明史更长，从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历史变局。当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发展历史进程的“分水岭”味道似乎越来越浓：有些事物在加快变化，并在变化中不断引发更多新的变化，有些事物的变化则在趋缓。对此，我们要想有清楚的认知，就必须把握住那些决定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变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哪些变量是根本之变
从时空维度来看，对某种社会存在的解释，要么是沿空间横轴进行时空横切面的分析，要么是沿历史纵轴进行时空纵切面的分析。要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显然更应该采用后一种分析思路和框架。
我们要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解读出其中基础性变量的内在运动机理，还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分析路径上来。能够主导人类社会百年以上长时段发展演进的，是人类个体需要倾注数十年时间努力的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分化和深化，以及由此形成并可在代际之间传承发展的知识的不断创新创造。能够主导人类社会百年以上长时段发展演进的，还有与专业化分工相伴相生、互为依托的制度创新。
概言之，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就是我们所说的能够引发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大基础变量。历史反复证明，知识的累积创新绝不是个“快变量”。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科学突破取得之初，总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准确预判到它们对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和巨大价值，那些摘取科学皇冠的“巨人”们无不是人类纯真求索意识和无畏攀登精神的典范。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历史演进中看到，制度创新更不是个“快变量”，它一直都贯穿在人类社会知识、技术、产业、经济等演进变革的进程中，这是制度史演进的常态。这也决定了其创新步伐必然要滞后于知识的创新。
当下的快与慢
要搞清楚现今人类社会的演进是在加快还是趋缓，我们必须把当下的变化投影到历史的时空坐标体系中，屏蔽掉那些快变量的喧嚣，看那些基础性变量的变化是加快了，还是变慢了。
对于追赶者来说，因为有领跑者作为标杆和路径指引，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学习领跑者业已探索成熟的知识技术和制度成果，所以其在同一发展阶段的进步速度有可能快于领跑者，并表现出跨越式的追赶态势，这应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是对于某个追赶中的具体国家来说，要想成为这样的必然，是有限定条件的，也就是要在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立足自我成为一个因地制宜的创新者。
对于领跑者来说，前行是漫漫无人区，外部的约束条件、前行的最佳目标和最优路径等一切又重归未知，需要重回原点仰望星空、基于前人肩膀跨越式苦苦求索。因此，领跑的进步更可能是缓慢而非快速的、是突变而非连续的，其前行缓慢之常态、快速之偶然，也是一种历史必然。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要实现真正的复兴，必然会在追赶式发展到极致时，开始进入到这个阶段，开始越来越多地面临领跑者的探索与艰辛。
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在全球占据领跑地位的，也必然是它在那些基础变量上的积淀与表现。哪个国家或民族在知识创新、制度创新这两大基础变量的演进中掌控了全球的引领权，则必然会在历史长周期的竞争中实现领跑。而评判某一时期人类社会演进是在加快，还是在趋缓，也必须要到在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中领跑的国家或地区去寻求答案。
首先，可以从知识创新角度进行观察。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全球科学中心先是在欧洲流转，从英国到法国，再到德国，20世纪上半叶受两次世界大战影响才转到美国，并一直延续至今。21世纪以来，很多新生的技术、产品、业态、模式不断涌现、持续变革，世界科技产业领域也是十分激荡和喧嚣。但从知识创新的历史发展主脉来看，当下主要还是在享用着20世纪科学发展的红利。不过，随着分工更主要地在知识创新领域深化演进，可以预见人类社会的知识创新可能又将迎来一个加速发展时期。展望未来全球的知识创新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是，中国已经从一个追赶者，转变为一个积极迅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参与者和领跑者。这是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的重要理由。
其次，可以从制度创新角度进行观察。人类社会一直在缓慢而突变地发展着。特别是在15世纪后，随着全球地理大发现和海上贸易争夺的逐步深化，地球对于人类而言，已越来越不再是边界无限的时空，而是边界给定的有限时空。早期的零和博弈发展模式也逐步进化为合作博弈发展模式。也许我们可以把两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促成这一转化的突破性诱发因素，把随后发展出来的经济全球化当作是新模式的开端。
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社会就如何保护交通运输链的安全、维护贸易网络的安全以及后续衍生的产业供应链的安全，从早期的暴力对抗模式，到谋划构建中的法制化、协商共治化的全球治理新模式，经历了数百年的制度探索和创新。制度具有跨越百年的长久生命力，必然是交易各方长期博弈的产物，是合作博弈的产物。
在当下，中国的参与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必需。我们长期共存于此，这里接续的百年纷争，也必然是连续性的博弈，而非一次性的博弈。在此过程中，必然需要一个新的合作共赢的时空。为此作出贡献，正是中国所应肩负的关键而又独特的历史使命。
拥抱“慢时代”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大变局往往要持续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清主脉、窥见全貌。
孔子与苏格拉底不可能直接对话，那是因为万水千山的遥遥阻隔。但山水无法阻断他们思想超越代际、跨越时空的传承。这些传承，融入并不断丰富着人类社会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因，引导着各大文明体最终穿越山水阻隔，开始认识对方，再到交往交融。虽缓慢，但持久；虽时常伴随着血和泪，但更多是进步与光明。我们越来越有可能迎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共叙历史、共议当下、共谋未来。
如何才能迎来、又该如何迎接这样的盛景呢？
似乎唯有在诸多基础性变量方面，让不同的大文明体之间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交集、合集，让越来越多的全球性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成为各大文明体之间合作的产物，让全人类思想智慧在统一的时空中交融碰撞再传承创新，才能让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文明纪元。
迎接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和文明体来说，需要做的可能就是在这一关键时点上，沉静下来、从容起来，认真思索与求索如何向那些基础领域发力，以更多的科学和人文精神，投身到基础研究中，投身到厚积进步动能的基础教育中，投身到能够不断激发促进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各类制度创新和人文思想进步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持重前行、厚积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