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变期的日本高等教育
2010年8月，《纽约时报》报道了一则令日本国民震惊的消息，该报预言，日本将在2010年从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滑落至第三，中国将取而代之上升为世界第二。若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预言对日本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就在那一时代，哈佛大学社会学家Ezra Vogel写了一本名为《日本第一》的书。丰田汽车公司扩张并抢滩美国市场是那个时代的象征，该书正是当时崛起的日本经济实力的真实写照。美国政府在研究了日本经济实力崛起这一现象之后，将其原因归结为20世纪70年代日本实施的知识密集型学校教育。美国的教育专家们试图从日本的学校教育模式中汲取经验。1984年出版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正是这一研究的主要成果。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25年间，日本遇到了各种社会、经济困难。人口出生率从1990年的1.57降至2005年的1.26，政府曾就人口减少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多次提出警告。20多年来的经济萎缩，使得整个国家面临着经济衰退、频繁的通货紧缩、高失业率以及政府预算赤字持续增加等一系列困境。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日本仍深陷迷茫，难以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
过去的20多年间，日本高等教育也经历了激烈的变革，那是一个高等学校改革与创新的时代。当前人们关注的是，是否能够继续增强日本高等教育体制对国内外各类学生和研究者的吸引力。眼下国家经济和财政预算危机对高等教育管理是不利的，它使得人们不得不考虑是否还能增加大学经费以引入新的教育计划和启动创新的研究项目。毋庸赘言，高校在向劳动力市场提供新的劳动力大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现在我们正处在三岔路口，必须通盘考虑影响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各种积极和消极的因素。影响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积极因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了近20年的大学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在实施了大学设置基准大纲化以及大学组织、教育计划等的渐进式改革之后，日本各高校于21世纪的头10年间纷纷投入前所未有的改革浪潮中。大学的教育和研究活动经历了二战至今60年以来的第一次激烈变革。过去的10年是竞争的10年，也是保障大学教育和研究质量的10年。而2004年《国立大学法人法》的颁布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市场原则由此开始进入高校的各项活动中。《国立大学法人法》实施的第一个6年期中的一些尝试性的做法还改变了大学教师及管理人员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再无所事事。可以认为，当前的日本高等教育正处在继135年前的第一次改革和60年前的第二次改革之后的第三次改革浪潮中。
影响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消极因素是近年来经济衰退引起的大学预算危机。在过去的6年间，文部科学省划拨给国立大学的办学经费减少了6%(每年减少1%)。2010年夏季的一份报告称，未来3年文部科学省将再削减10%的预算，这对日本国立大学的办学来说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2004年开始的国立大学法人化的第一个6年期中，所有国立大学被要求执行6年中期计划、评估制度、质量认证保障制度和申请竞争性补助经费，因此它们不得不从科层制的工作体系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模式，从“依赖政府”向“大学独立”转变。
未来10年，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日本高校若要保持持续发展，这不啻是个新的挑战。我们必须以新的视角来考量在经济缓慢发展时代高等教育的作用问题。下面将对未来10年影响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关键因素展开讨论。
二、当前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
对于日本高校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招生人数至关重要。尤其是私立高校，学费是私立高校经费的主要来源，而招生人数则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学费收入。尽管在过去的7年中高中毕业生报名申请上大学的比例有所上升，但进入本科和专科高校的新生人数近10年来却在持续下降。2009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中，进入本科高校的新生人数比例超过了日本18岁人口的50%。按照马丁·特罗的理论，这可以被认为是达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然而，近10年来，超过45%的私立大学却承受着新生入学人数不足的困扰。过去5年间，生源不足的私立大学数量激增。与这种生源短缺情况形成对照的是，一些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则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入学申请者。这意味着在那些倍受关注的“名牌大学”和“处境堪虞”的大学之间似乎形成了“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导致生源短缺，一些私立高校停止了招生，更多的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则热衷于成为名牌大学，甚或是世界高水平大学。
1.初步形成大学间的竞争态势
在经济衰退、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减少的时期，日本各高校为谋求生存与发展而争先恐后。因此，当前大学改革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的大学中弥漫着竞争的精神与态度，一些大学在探寻成为世界高水平大学的方法，一些大学在摸索成为国内知名大学的路径，还有一些大学则通过成立新的学院和系科、开发新的教育计划来努力化解生源短缺的危机。政府为了提高大学教育与研究质量而增加的经费投入则进一步加剧了大学间的竞争。文部科学省向大学提供的财政经费主要包括:划拨给各国立大学法人的办学经费，私立大学的补助金，高水平研究中心(COE)和高质量大学教育推进计划(GP)的资助经费，学术研究经费等。而政府划拨给各国立大学的办学经费总量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2004年国立大学法人制度的确立推动了12所研究型大学开始为成为世界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少数几所私立研究型大学也加入了这一竞争的行列。日本政府未来10年的任务是要让更多的大学发展成为完善的研究型大学。
日本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处于中上或中等水平的国立与私立大学，这些大学为推动日本的大学改革作出了贡献。它们是培养良好公民、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坚实基地，是大多数高中生为准备未来职业生涯而首选的大学。这些大学之间也存在着为提供优质人才培养计划和争取成为国内知名大学而展开的竞争，它们的重点在于发展实用的、参与性强的、以职业为导向的独特的教育计划，发展这种教育计划，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生源，另一方面可以从文部科学省获取更多的经费支持，从而进一步完善教育计划。政府对这一类大学教育计划的支持便是众所周知的高质量大学教育推进计划(GP)。高质量大学教育推进计划得到了私立大学和地方国立大学的高度赞同，甚至两年制的短期大学也参与进来与四年制大学展开竞争以获取项目经费资助，解决其由于生源不足而导致的经费不足等问题。文部科学省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两年制短期大学的数量已从1998年的585所(学生数377852人)减少到2010年的395所(学生数155274人)。
2.改革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
当前大学改革的第二个特点是改进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尤其是改善本科生教育计划。近10年来各大学都在提高课程和教学质量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引进了创新的人才培养项目和教学方法。此外，大学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认真、要求更高、成本意识更强，并且要求获取教育投资的高回报，他们对大学教育质量更为敏感，更愿意选择名牌大学，这或许是近来出现大学“两极分化”现象的原因之一。在有关人才培养计划、学生生活、职业生涯教育和课外活动等的对外宣传与联系方面，私立大学比国立大学做得更好。现在的国立大学也已经意识到了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性，并开始投入大量经费去改善这方面的工作。为了吸引各种不同类型的学生，大学正在致力于提出新的人才培养项目、提供新的高深知识和技能，以此证明作为高深知识的中心，大学正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首先，本科教育有了显著的变化。二三十年前的本科教育以“自由放任”为特征，教师不提出什么要求，学生的学习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意愿。现在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由于引入了美国本科生教育实践经验，学生被要求更加认真地学习。美国本科生教育实践经验包括:制定课程纲要，实施课后辅导，布置更多的作业，进行更多的测验，开展课堂讨论等，这些措施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使讲授与讨论形成紧凑的结构。此外，教师发展(Faculty Development)和职员发展(Stuff Development)也是目前提高教育、学习与服务学生质量所普遍采用的方法。文部科学省强烈要求各大学学习美国高校本科生教育实践中的成功经验。
其次，研究生教育也处在转变过程中。近年来文部科学省增加研究生院和研究生数量的意图非常明显。尽管近5年来研究生规模的增速缓慢，但最近20年其数量增加了2倍。文部科学省认为，研究生院在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断增加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也是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人们对2004年开始的以法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为代表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抱有很大的期望，是研究生教育的另一发展趋势。这些专业学位教育，特别是法律硕士，一开始就吸引了众多成年学生。然而，也有报告称一些大学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可能会停办，原因是它们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毕业生在国家司法考试中也不能取得好的成绩。据统计，2010年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法律硕士毕业生有8163人，合格率仅25.4%(2074人)；而2009年7392名法律硕士毕业生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合格率为27.6%(2043人)；2008年共有6261名法律硕士毕业生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合格率为32.9%(2065人)。尽管政府希望增加高学历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数量，但这一思路的前景还不太确定，对于具体如何实施的计划与制度等问题，还需作一定程度的调整。毋庸赘言，学术型的研究生教育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都应在推进知识进步、提升研究质量、为成年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机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各大学成年学生人数的增加是评估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一项指标，也是未来10年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3.强化大学管理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三个特点是强化大学管理。所谓强化大学管理，简言之，就是由基于各院系自主的“大学自治”向大学理事会和各院系负责人的“协同治理”转变。文部科学省关于大学管理的进一步设想是再由“协同治理”向大学校长和理事会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转变。在国立大学实现这种管理上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一般来说，私立大学的管理倾向于这种由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国立大学的管理模式自2004年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源于英国以6年为一期的“中期目标和计划”制度的导入。所有国立大学法人都必须按照本校的中期计划对教育、研究、管理和校舍设备的状况进行自我评估。2004年日本各大学还被要求参与大学评价与质量保障体系，这一评价由校外的评价机构依据各校自己设定的标准与自我评价每7年进行一次(法学院每6年进行一次)。中期计划制度与质量保障体系的引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大学的管理方式，并促使教师和管理人员增强质量意识。与此同时，国立大学还开始进行教师与职员评价的活动，虽然这一评价活动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它正改变着大学的氛围。教师评价以及在重要教授和平庸教师之间出现的评价结果差异，会破坏同事间平等的大学文化氛围，并自然地导向绩效薪酬制度。绩效薪酬制度将使一部分人更加努力地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却因此失去工作的热情。总之，教师与职员评价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尝试，会带来哪些变革或产生什么危害，我们将拭目以待。
4.重视社会服务
除了上述三个特点之外，“社会服务”功能的引入可以看作是大学改革的另一独特特征。传统上，日本大学注重作为主要使命的教育和研究的重要性。大学“社会服务”的思想虽然在二战后就由美国教育使节团传入日本，但是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得到实施。130年前政府在帝国大学内设立工学院和农学院，可以说是部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这些学院模仿的对象是1862年《莫里尔法案》后美国建立的赠地学院体制。近10年来，“社会服务”再次被引入大学，与教育、研究一起组成日本大学的三大使命。大学的社会服务包括:产学合作、与企业合作研究、服务社区、支持校友活动等。社会服务作用的进一步扩大将逐渐改变日本大学的形象，它们将不再是象牙塔，而更像是工厂车间与实验工作站。政府也鼓励大学拓展其社会职能。用户、客户、捐助者和赞助者的数量多少将成为判断服务型大学价值大小的基本依据。
在过去的10年里，日本大学的改革提高了教育与研究的质量，加强了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这是日本大学追求卓越与挖掘潜力的10年，也是研究型大学确认它们的国际地位的10年。其间，这些研究型大学弄清楚了成为世界高水平大学应该具备的基本因素和条件，它们将在下一个10年内通过发展新的人才培养计划和研究项目以进入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行列。当前的经济衰退对日本的大学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被迫放弃学业。然而，大学应是一个在发展知识与传播知识的过程中实现卓越、体现公平的场所。因此，能否为年轻的、成年的学生提供可以提升职业生涯与提高生活品质的学习机会，这一问题考验着每一所大学。日本大学将继续探究它们在广阔的社会中所应发挥的新作用。
三、重构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的新思路
未来10年日本大学将继续提升教育与研究质量以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文部科学省支持那些入选的大学到2020年实现建成世界高水平大学的目标。这一由政府资助的计划被称为“建设30所世界高水平大学计划”(以下简称“G30计划”)。2009年，有13所大学被确定进入这一计划建立“国际化中心”，这些大学将接收更多的外国留学生、聘用更多的外籍教师以发展国际教育计划。“G30计划”也是到2020年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的政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期待包括进入“G30计划”的13所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能够引领整个日本社会的国际化，在改变排斥多样化、具有保守倾向的日本社会中有所突破。大学作为国际化中心，应是多样性与卓越共存之所。上述新设想、新计划对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意义是值得关注的。
1.国际化是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关键要素
2008年，政府推出了到2020年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的政策。然而，1983年政府制定的接收10万外国留学生的计划花了几乎20年时间才得以实现。因此，从2008年日本各大学接收123829名外国留学生这一数字来看，要在10年间达到30万外国留学生的目标是相当困难的。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那么2020年外国留学生数占日本大学生总数的比例将超过10%。“G30计划”与30万外国留学生的目标是有关联的。文部科学省最初决定选择30所大学作为增加外国留学生的中心，但由于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削减财政预算，进入“G30计划”的大学数减为13所。由此，人们将这一计划从“G30”改称为“G13”，如此的变化既是日本经济萎缩的象征，也体现了国家的勃勃雄心。
由于文部科学省对“高水平研究中心(COE)计划”和“全球高水平研究中心(GCOE)计划”的经费支持，许多研究型大学得以加强它们的研究工作，一些研究型大学争取进入世界百强，另一些研究型大学则以建成世界水平的研究中心为目标。文部科学省和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是建设30所世界高水平大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充实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是最为基础的，尤其重要的是要发展英语授课的人才培养项目。此外，聘用更多的外籍教师也是当务之急，比照外国留学生数量的增长幅度，外籍教师的比例应占到大学教师总数的10%。外国留学生和外籍教师不仅来自亚洲国家，而且应来自全世界。
大学国际化的根本在于发展独特的、有吸引力的、使用英语授课的教育项目。在本科教育阶段，日本大学围绕“学士学位教育”这一主题，就如何重构人文教育展开了全国性的大讨论。文部科学省建议探讨通过学士学位教育学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问题。这些基本能力包括:“具备某一专业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系统理解能力”、“通用技能”(智性的、专业的、社会的)、“综合学习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恰好与英国大学本科生教育目标规定的“可迁移能力”或“通用能力”相类似。在进入“G30计划”的大学中，熟练掌握上述基本能力应是面向外国留学生的英语授课教育计划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而且这样的教育计划也应推动日本大学本科生教育的创新。
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文部科学省所谓的研究生教育计划“实体化”十分重要。日本研究生教育的诸多学科领域中，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课程还没有被系统地、结构性地组织起来。尤其是绝大多数的博士学位教育由于文部科学省没有关于研究生教育的具体规定而不作课程要求。虽然对博士生的指导高度个性化和专门化，但是与被文部科学省视为范本的美国博士培养计划相比，缺少课程要求使得日本的博士生培养计划缺乏结构性。要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有必要对亚洲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研究生教育作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这也将有助于日本大学发展联合学位和双学位的教育计划。
招收30万外国留学生的计划对日本的大学生也将是一种激励。首先，他们可以选修英语授课的课程，不用出国即可参与国际教育项目。其次，与外国留学生同班上课可以促进对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理解，而对异国文化兴趣的增加会进一步推动日本大学生留学海外。发展这种日本大学生与外国留学生共同参与的国际教育项目是日本大学成为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基本条件之一。
2.作为区域性学问中心的日本大学
根据约瑟夫·本·戴维的观点，美国是20世纪的“学问中心”，多数高等教育研究者认为21世纪的学问中心仍然在美国。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拥有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效的管理体制，量多质优的研究，多样化且分权的高等教育制度，结构合理的人才培养计划等。事实上，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都是世界高水平大学。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在近期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学问中心。
近20年来，日本的大学致力于成为东亚的“区域性学问中心”，作为世界高水平大学的研究型大学数量的增加是实现这一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招收30万外国留学生计划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日本的大学逐渐意识到，中国和韩国的研究型大学也在日益崛起，三者之间形成了为成为东亚“区域性学问中心”的竞争态势。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应增加对最有实力的研究型大学的财政支持，以提高它们的研究质量。由于经济衰退和国家财政预算削减的困扰，日本大学在和中国大学、韩国大学的竞争中恐怕难以取胜。即使在东亚，日本要想赢得“区域性学问中心”的地位也非易事。
事实上，在美国成为世界学问中心的同时，还存在若干区域性学问中心，如欧洲国家组成了可与美国匹敌的、独具特色的区域性学问中心。当我们在审视欧洲，特别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外国留学生数量时，便可知上述说法不无道理。不久的将来，在东亚国家中也许会出现全球第二大区域性学问中心。日本大学为了在东亚区域性学问中心中获得一席之地，应该与中国、韩国共同构建更为广泛、紧密的大学国际网络。
文部科学省强烈建议日本各大学在东亚国家中设立“校际交换项目”，这些项目包括短期的交换项目、实习项目、双学位和联合学位等。中国、日本、韩国虽然是经济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三者应该在高等教育领域寻求一种竞争与合作的新平衡。而“东亚地区高深学问共同体”这一设想不仅对日本的大学，也对中国和韩国的大学富有吸引力。以此为目标，日本大学应以“G30计划”为基础建设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同时，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还要大力发展英语授课的教育项目。虽然在“第三经济大国”时期日本将面临各种经济困难，日本大学仍应努力实现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或全球性大学的目标。
3.新的大学管理方式与学术自由传统的矛盾
2004年开始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以来，各国立大学一直致力于适应新的大学管理方式和改善教育与研究质量的新要求。新的大学管理方式包括中期计划、质量保障、评价、教师与职员评价等。这些新的方式促进了大学之间、院系之间和教授之间的竞争，使得教授们和管理者们面对多项工作，疲于忙碌。大学校长、副校长权力的加强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也许会逐渐削弱院系的自主决策权。大学自治，特别是院系自治的传统，在办学经费削减、教师收入下降的严峻现实中似乎已被人忘却。院系自治的前提是大学能够生存下去，因此比起院系自治的传统，大学的生存被放在了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不过，新的大学管理方式还处在起步阶段，对它的影响意义的评价尚需时日。
由于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实施，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都陷入了一种适者生存的竞争状态。为了日本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和繁荣，有必要对未来二三十年高等教育的使命与责任作一长期规划。诚然，没有人能确切预测21世纪中叶的日本高等教育体系将会如何，但显而易见，文部科学省在决定日本高等教育的未来方面起核心作用，每一所大学也应经常审视自己的使命、作用、任务和存在的问题。
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是一项社会实验，旨在使各国立大学成为独立、自治的组织。理想的状态是国立大学在没有政府财政大力支持的情况下也能生存。但事实上，各国立大学年度经费的一半以上仍然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国立大学如何以及何时才能摆脱这种依靠政府的局面?这对日本的国立大学来说是一项基本而重要的任务。日本大学的唯一选择是有效而系统地培养年轻一代，将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大学制度继承下来，并以更加完善的样态传递下去。
四、日本大学面临的挑战
当我们预言日本大学的未来发展时，“东亚地区高深学问共同体”这一设想似乎让人看到了希望。尤其是中国大学将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知识与人力资源库，日本的大学可以从这一知识与人力资源库中发展联合的教育与研究项目，吸收大量的留学生。近25年来中国大学的规模迅速扩大，教育和研究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大学中弥漫着市场原则，对教师与职员的评价远比日本大学严厉，改革的进行也相当迅速，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汲取中国大学改革的教训。
在这历史性的变革时刻，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学术自由的意义和自由探究的精神，它们型塑了具有特色的日本研究型大学。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实施6年后的今天，要将大学的基本取向转到市场原则上来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应该审视如何在学术自由和市场导向的大学管理之间找到平衡，这是关乎在公共经费支持下进行大学改革的根本性问题。
未来10年日本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际化。作为区域性学问中心的机构，日本大学应培养出大批既能在国内也能在国际环境中工作的未来公民。现在的大学生们对大学教育计划的社会相关性更加关注，毕业生的就业率成为衡量大学教育计划所具价值的重要依据。包括“G30计划”大学在内的一些高校十分重视发展英语授课的教育计划，其目的在于培养能够在不同国际环境中工作的能干公民。一些教育专家甚至认为，大学阶段才开始培养具有国际能力的年轻人似乎太晚，他们建议从小学一年级就应开始教授英语；为了培养具有国际取向的日本人，不仅大学，中小学也应国际化，只有当整个教育体系都以国际化为目标时，大学的国际化才能得以实现。21世纪的日本大学面临着挑战与危机，建设更多的世界高水平大学尚需时日，预言在10年内就能实现大学的国际化恐怕也为时尚早。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未来10年中，结构松散型的大学将不复存在，组织完善、富有竞争力、努力提供优质教育和高生产力的研究项目的大学会兴旺起来。我们相信，日本大学的调整将有助于构建东亚地区高深学问共同体，我们也将审慎地关注未来10年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的变化趋向。
